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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作文出炉，都像最终被揭开面纱的新娘，免不了被评头论足。名师评点，作家“下水”作文，段子手吐槽等等，构成了每年一度的网络狂欢，其关注度，似不亚于每年的“春晚”。
关注缘于重视。很少有科目像高考作文这样，拥有全民认可度，甚至说“情结”也不为过。曾经一度有人提议，整个语文考试，干脆考一两篇作文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对语文能力最好的检阅。事实上，一些地区的作文分值，的确从六十分提升到了七十分。
作文，写文章，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谓“文章天下事”，很少有其他民族像中华民族赋予文字以如此重要的地位。而高考作文，也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进士制”或行卷之风，宋以后更演化为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其实就是考写文章。如果借鉴荣格的术语，对高考作文的重视，甚或已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高考作文的命题才会聚焦那么多的目光，承受那么多的挑剔与批评。事实上，作文命题并不只是命题者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少部分考官(命题者)与数百万考生的“对手戏”。当批评者和段子手们从美学、哲学、社会性等挑剔着考题的方方面面时，考官们所着眼的，不能是个人才华的表演，而是一个融汇了知识体系考量、不同水平考生的平衡，甚至包含了应试心理学的综合考量。
具体来说，高考作文命题，首先需要保证考题的科学性。不仅是考题的严谨，还包括了要将不同成长背景、不同民族宗教以及可考量性本身等都纳入考虑。其次，需要考虑到命题适当的开放性。这意味着既要能给考生以想象、思辨和发挥的空间，还要对这种自由度加以适当限制，通俗地说，不能漫无边际地发挥，要能“放”能“收”。再次，还得考虑作文特定的审美属性，引导学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用形象说话，提供学生多种思维的可能，以及激发学生的文化意识。
从这个角度，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如“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神奇的书签”“虚拟与现实”“评价他人的生活”等，都体现了对上述三种特征的把握，包含了命题者的匠心。
但是，高考作文对上述标准的追求，在客观上，又受限于“应试教育”的现实痼疾。后者限制了学生知识面的宽度、思辨思维的形成，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一次高考作文，既是对考生十年寒窗的回应，也是对考生将来方向的引领;但无论如何，它承担不了目前现实教育问题的全部分量。它需要且走且停，等待滞后的现实。
因此，段子手们自可以望文生义，插科打诨，或者潇洒地指摘——这也是自由社会应有之义;但同时，守护并发展传统文化之路，正蕴藏在考题背后，师生们的互动之中。它呼吁着我们的耐心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