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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广州市规划局就民间金融街和东园两地块规划调整所涉及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进行公示：两个区域的临街骑楼都将获得重点保护，有关单位还将设置集中的旧建筑保护区。
消息一出，不少关心广州骑楼命运的人士松了一口气：规划出马，肯定给力！这是广州文物保护经历多重劫难和实践摸索后得出的结论。
广州是2000年岭南文化和广东华侨文化的中心，更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文物不少，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也是鳞次栉比。过去，文物保护主要靠一部法律，即国家文物保护法和省市延伸下来的规章、条例、办法等。实践证明，力度远远不够。
恩宁路骑楼街险些被拆，是文物与城市建设的博弈；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被改造成酒吧，是抵挡不了商业利益；沙面近代建筑群被日常居住和改造损毁严重，是让步于贫困群众居住需求……历次劫难里，单靠法律、部门和有限人手监管的手段，要么滞后，要么力度不足，要么法不责众。
痛定思痛后，广州一方面加大监管力度，出台处罚更为严厉的《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另一方面着手收集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特别是编制《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对接，形成了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的“三叉戟”。从规划入手，才是抓住了文物保护的根子。
因为，规划是顶层设计。城市是个综合体，在统筹考虑各方面需求后形成的规划，能降低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在一张科学的规划蓝图里面，各种需求都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文物保护能够跟城市开发、商业利益、居住需求更和谐地共存，被侵害的威胁大大降低。
规划还是“上方宝剑”。吸纳多方意见制定，并经法定程序出台的规划，具有较高的法律权威。被规划划定在“保护”的范围内，在面对拆除或损坏威胁时，可采取的保护和抢救手段更多、更有力。
当然，进了规划的保险箱，也不等于万无一失。在国内，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经常受到挑战，朝令夕改的现象并不鲜见。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已出台的规划能不能顶得住领导的“一句话”，恐怕还不能打保票。
所以，下一步不仅要制定出科学完善的规划，还要扎实地去遵守和执行。只有这样，文物保护才真正高枕无忧。
《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27日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