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家关系的基础是民间的互相理解，因此公共外交在各国都兴旺，中国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相对比较闭塞，外国人对中国了解得比较少，所以我们很希望外国的公众能够认识真正的中国，认识我们发展的诚意，也认识我们发展的不足。
公共外交实际上属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难免会遇到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因素，主要是在语言和信仰等方面。
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度不够，交流时往往以别国的语言为主，因而我们在表达中国文化时就打了折扣，不是原汁原味。有外国朋友跟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最早出现于英国泰晤士报。实际上1949年周总理就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概念——除了政府，半官方、群众团体等组织都要向外表达中国。可惜汉语不够流行，人民外交这个词就没被推广。我们在世界各地推进孔子学院建设，目的之一就是推广汉语。
生活习俗也会构成公共外交的障碍，生活习俗并不是法律，影响却更为深远。比如中国人比较孝顺、勤奋、爱劳动，对邻居很和蔼，但也有些习性比较特殊，外国人或者喜欢或者很不喜欢。
更重要的是信仰障碍。很多中国人信佛，但并不自称佛教徒。有的外国朋友说，不相信有天堂你就不用做好事，不相信有地狱你就不怕做坏事，这还了得？美国的神学家路易斯曾对我说，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我很有同感，因为中国人也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信仰，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归结为宗教信仰，而是文化信仰。
有人问，宗教信仰有神看着你，文化信仰有谁看着你？我说有很多“神”看着我，同事、家人、邻居都盯着我，看是否有悖文化信仰。这种信仰的“神”是看得见、摸得着、能握手的。所以我们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有着更为多样的信仰体系，宗教、文化、政治等等。
在开展公共外交时，信仰差异往往会成为障碍，但是一旦说清楚了，这种障碍就可以跨越。
（根据作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分论坛的发言，本报记者杨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