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要调治两种矛盾

　　核心观点

　　客观检视中国历史教育，目前存在着两个矛盾突出的现象：“量升”与“质降”同行，“实寒”和“虚热”并至。这两大问题，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继续表现出各种后遗症

　　前不久，教育部启动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作为从事历史教育、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我们倍感责任重大。

　　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历史学是一门最古老的基础学科。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断，史学传统最为深厚。不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教育肇端于上世纪初，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教育，客观地检视其发展现状，成就非常卓著，问题亦不容回避。只要稍作观察即不难发现：目前存在着两个矛盾突出的现象。

　　一是“量升”与“质降”同行：一段时间以来，在高校跟风升级的氛围下，各个层次的历史专业招生规模都有明显扩大，硕、博士生人数更是大幅攀升，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则呈下滑趋势。一些单位并不具备培养历史学博士的基本条件，却勉强设点招生；有的甚至因招生数量过多，导师竟不知谁是自己名下的研究生，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就理所当然了。

　　二是“实寒”和“虚热”并至：一方面是高考招生历史专业遭到冷遇、第一志愿录取率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是大众对历史题材文化产品的需求持续旺盛；一方面是历史院（系）和教师在校园内门庭冷寂、地位尴尬，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国学培训班、历史讲座持续火爆；一方面是史学专著遭遇冷眼、甚至刚刚出版就被当成废品回收，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戏说”、“恶搞”式作品充斥于书摊、电视和网络。

　　造成以上矛盾现象的原因众多，与重视不够、管理缺位、教学体系不完善、文化教育向市场化过渡急速等等，都有一定关系。仅就历史专业教育而言，最大问题莫过于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市场上难以找到合适的定位。而这种“脱节”和“不适应”亦非单一因素所致，需要“对症下药”加以调治。

　　首先必须纠正以往在思想认识和办学方针上的偏差，履行人才培养这个大学的首要职能，在资金分配、职称评定和业绩考核等多个方面实行政策调整，保证教师安于教学、乐于教学。高水平大学更应把培养具备研究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杰出人才作为首要责任，而不能将所谓“研究型”大学理解为以科研为主的大学，造成明显的一手软、一手硬。毋庸讳言，以往认识偏差所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并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继续表现出各种后遗症。

　　其次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推进教学改革。转变办学理念，尝试推行“学术型”与“应用型”史学人才的分类培养；推进组合式教学改革试验，注重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合理衔接；开展“开门办学”、“联合办学”，加强与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专业实践机会，形成素质教育与专业教学、课程教学与课外学习、研究训练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朱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