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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园绘 |
我国共有出版社580余家，这些出版社的“掌门人”不仅是出版产业的行动者，更是文化艺术的思想者。他们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直接左右着出版社的发展方向，甚至影响到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今天，我们推出一组“中国出版掌门人”的文章，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了一批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出版社，聚焦其“掌门人”，以期从中窥探中国出版的现状与未来。
——编者
我与于殿利结缘于书，又同好于鱼。然而，同是爱吃鱼，我们却各有不同。我之吃鱼，不管是何品种，但有就好，来者不拒；于殿利却极讲究，那些真正的小鱼馆，无论在胡同里藏得多深，都能被他找出来，且吃得专业，吃得“文化”。处得久了，悟出这应是缘于他与生俱来的那股专注和执着劲儿。无论做人做事，包括吃鱼，他都当成学问来做了。
因为专注，因为执着，于殿利在很多方面都颇有研究，堪称专家。我与他因工作缘故时常见到，每次接触他，都会有新的发现。
于殿利是出版、发行业的专家。在商务印书馆这个文化殿堂里，七年编辑、五年发行部主任、八年主管生产和营销的副总经理的职业生涯，使他对整个出版流程熟稔于心，得到了出版业全方位的岗位经验累积。2010年，他接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通过不断的管理创新、流程再造、机构重组，以及在探索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媒体、跨国合作基础上不断开拓的分馆建设，全面唤醒了商务积淀的活力。他以出色的成绩向世人包括曾经对他年轻的肩膀能否担当百年老店传承质疑过的人，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
“大作品、大思想和大时代”，这是近期于殿利在馆内外的各种讲座、论坛上不断“传播”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理念，他坚定地宣示：编辑、出版就是要做那些“顺应大时代、反映大思想的大作品”。于是，作为中国现代化重要思想资源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他任内出版速度明显提升，规模很快就超过600余种；于是，代表近百年中国学术最高成就、立足于“走出去”和全媒体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批就推出100种，反映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要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享有与之相匹配地位的新的时代需求；于是，《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站在了文化时代的最前沿，通过总结20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发展文化的经验，为我国的文化发展与繁荣提供战略和战术借鉴……百余年韶光流影，人们或许只能从那些故旧资料中领略商务印书馆早期当家人的风采，而于殿利身上，不仅刻着百年商务的烙印，更充满了现代商务的时尚气息。
于殿利是营销专家。1997年，当他从编辑岗位调任商务印书馆发行部主任之时，中国出版行业还是没有营销只会卖书的年代。一个拥有博士学历在编辑岗位上做得风生水起的人跑去做发行，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自甘堕落、明珠暗投。然而于殿利和他的同事，把营销的理念引入商务印书馆的发行工作中，把简单的卖书变成了卖产品、卖理念、卖文化，大大改变了发行部门在整个出版产业链的地位。如今，中国书业的发行领域已经越来越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博士、硕士比比皆是，在这方面，他可谓开风气之先。
于殿利还是一位演讲家。他平时很低调，人堆里几乎不出声。但轮到他说的时候，别人大约就只剩倾听和消化的份儿了。且听这一段：“我们的现在，仅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而绝大部分是从过去传承来的。我们的所知所想不是因自身智力之弦的拨动，而是由未知这块不毛之石下面涌出的一眼新泉，它是由久远之前的遥远小河补给的，流过我们并贯穿我们的溪流……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就是由一代代的先辈们创造、积累并传承给我们的，所以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创造、新的积累和新的传承，便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他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500余字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简短质朴谦逊但又真情洋溢的一段就职演讲。他演讲常常脱稿，给5分钟就5分钟，给3小时就3小时，不枯燥，有味道，关键是实际和实用。这一点刚进商务印书馆的年轻人可能体会得更深——于殿利的每场报告、讲座，都颇具“煽动性”，总让人听得一腔豪情，似乎只想立刻就为商务抛洒青春热血。
于殿利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为了加强管理学的系统学习，顶着当年少有的博士头衔又去攻读了MBA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05年，他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高级管理课程。在他看来，正是文化让商务印书馆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也只有文化才能推动商务跨越一个又一个百年。文化就是商务的魂，滋养着商务印书馆跨越了三个世纪。于是，锻造新时期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成为他管理商务的法宝。上任伊始，他便带领员工重新梳理与诠释商务印书馆的企业文化精髓，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升华为企业使命；使“品质、责任、创新、合作”成为核心价值观；将“在商言商，文化当先；创意无疆，品牌至上”概括为企业的核心经营理念。因此，于殿利被业界贴上了“思想者”、“学者型管理者”的标签。
于殿利也是一位学者。他是历史学专家，也是出版、发行领域里的专家。他不抽烟，不喝酒，几乎没有应酬，但凡有一点时间，都用来做他喜欢做的事。他对研究历史有着浓厚兴趣，一段时间不见，手上就又多了一本新书，那是他利用业余零敲碎打的时间写出来的研究巴比伦文化的专著和译作。他把出版、发行也当学问来做，撰写了多篇研究论文，他的文章，既具有理论深度，又才情洋溢，情感真挚，往往一经刊出就成为业界的热门话题和谈资。
于殿利其实是一位杂家。这也是我最终应《人民日报》之约来写这些文字的理由之一。我拉杂地写传主，写好了，功劳归于传主；写不好，端赖作者“杂念”。其实想想也对，历来出版家无一不是杂家。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对自己有个独特称呼叫“行走”，原是取其入职办事的谦逊之意，后转为描摹商务掌门为保证商务的正常运转而不停奔走之态。细研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历届当家人皆为不折不扣的学问家、思想家，学最新之学，问最应时之问。于殿利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丝毫不敢懈怠，每天都向着前辈的方向努力。
“不论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在我的词典中没有‘成功’这两个字，有的就是一个个‘担当’。我永远都是在路上。”于殿利的这句话，真实地传递了他的人生状态。
《 人民日报 》（ 2013年06月25日 24 版）
